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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中的中国产业园区--迈向园区2.0(中篇)
来源: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 浏览次数:70 日期:2017-5-2  加入收藏

产业园区发展融合化趋势凸显

园区的发展转型升级趋势明显。突出表现在产业形态、资源互补、“走出去”、城市功能、发展方式等五个方向上的融合。

——围绕产业链、服务链的进一步融合。

这是基于产业形态的融合。即围绕园区的主导产业,引进上下游配套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或是围绕产业需求,引进“微笑曲线”两端产业服务,注重高附加值输出。近年来,一些园区的主导产业加快呈现融合化趋势,与服务业、互联网+叠加融合,如中关村于2015年启动了《国家高新区互联网跨界融合创新中关村示范工程2015-2020》,实施互联网与农业、制造、金融、建筑、交通运输、能源环保、零售、教育文化、生活服务、医疗健康等十大产业的融合创新工程。大型园区开始开发高附加值、环境友好产业的园中园、专业园等小园区形态。如苏州工业园区全面推进“文化繁荣行动计划”,形成了动漫创意、文化旅游、广告会展、演绎娱乐等优势产业。

——园区与园区之间的进一步融合。

这是基于资源互补的融合。近年来,由于综合成本的日益提升,东部发达地区的园区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一些位于东部园区的企业、产业开始寻求更为低成本的区域。与此同时,中西部园区亟待引入人才、资金、服务。在上述客观需求下,个别园区开始相互签署合作协议,交换重要资源,实现产业梯度分布,推行产业投资和“飞地”模式。例如,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的面积小、产出高、品牌效应好,先后在外省市的浙江海宁、江苏盐城发展了分区,在本市的松江、临港、浦江、外高桥、康桥、奉贤建成了分园,在漕河泾开发区的统一部署下,分享其招商、人才、管理、技术平台、以及资本方面的丰富资源,8块“飞地”引资超过2亿美元。但不理想的是,以“飞地”为代表的园区合作模式囿于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等种种限制,提出概念较早,但实际落地较少,至今我国绝大多数产业园区仍然呈现各自为政、相互分割的现状。

——国内与国际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融合。

这是资源互补融合的升级版,即“走出去、引进来”。发达地区的园区不满足于在国内扩张,将眼光瞄准了国际市场。园区的国际化目前分为三类:一是企业自主型,即企业在海外自建自用的小型园区,已知的有海尔等企业建成了24个海外工业园;二是企业自主+政府推动型,是指国内企业在境外建设或参与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种经济贸易合作区,并受到政府的统筹指导,据商务部2015年11月4日报道,中国企业正在建设的具有境外经贸合作区性质的项目共有69个,分布在33个国家;三是政府推动+企业运营型,主要是指政府推动、企业承接运营的国家战略导向型海外园区。已实施的案例包括中马关丹产业园区、中白工业园区、上海张江波士顿园等。与此同时,融合的内涵在进一步拓展,从初期投资、人才的导入与流动,到高层次的管理、平台、服务的输出,为提高园区的综合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园区与城市间的进一步融合。

这是围绕城市功能的融合。随着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综合型园区经济转型,园区需要从配套、交通、生活、医疗、子女就学、自然环境等方面提供更加便利、更加舒适的功能条件。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提出,将依托现有产业园区,选择60个左右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我国相当数量的产业园区已经意识到了产城融合的重要性,将其纳入未来发展规划,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例如,上海提出将要打造“科研要素最集聚、创新创业最活跃、文化氛围最浓厚、交通出行最便捷、生活服务最完善、生态环境最优美”的张江科学城,将科学研究与区域空间布局、自然环境、快速交通网络、创新文化等要素整合在一起予以集中规划、统筹考虑,力求营造开放共享的空间格局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培育创新文化氛围。

——线上与线下的进一步融合。

这是围绕发展能级的融合。得益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互联网信息产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很多园区开始引入互联网,实施“互联网+”,期望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拓展园区空间。如复旦软件园线下入驻数百家企业,但线上社区注册企业已经达到4万多家。除了空间的拓展之外,线上线下融合进一步启发了园区发展方式的变革,有助于应对新产业、新业态的大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园区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园区,在近两年来获得国家的重视,越来越活跃。以杭州跨境电商园区为例,其功能定位就是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支付、物流、通关、退税、结汇等各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推动了高技术类产业、新兴产业与园区发展的深度融合,希望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目前已经形成杭州下城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杭州下沙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杭州空港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的“一区三园”格局。

产业园区法制化进程加快

——制度体系由以部门政策为主向以园区法为主转变。

从“十二五”起,我国一些具有丰富管理创新实践的产业园区就开始意识到园区制度建设的法制化问题,推动以部门政策为主的制度体系向以园区法为主的制度体系转变。一方面,法制化可以解决园区管理体制机制中的不协调、权责不清晰等一系列实际障碍,进一步促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为更好地下放政府权力、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作出贡献。如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是由日本国会制定的全国性法律,上升到了中央政府的战略决策。另一方面,通过法制化建设,将促进和引导各园区对自身的发展战略进行再思考,对下一轮的园区规划、财税政策、平台建设布局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日本筑波的条例目标规定了建设目标,即建成基础研究城市和田园城市的目标;而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城则是“拉丁田园社区”(亦即科研与生态的和谐)。

—中关村开启并激发了园区法制化建设。

中关村在成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之后,即开始编制园区立法制度,于2010年底出台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条例》共九章,包括了总则(功能定位),创新创业主体,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人才资源,科技金融,土地利用,政府服务和管理,核心区建设,法律责任。这一条例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其最大贡献在于:将在园区中应用的一些政策优惠、政策举措予以固化,同时给予了管理机构大胆推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尚方宝剑”,进一步增强了政策权威性和机构统筹协调能力。中关村的这一条例激发了各地强化园区立法的积极性。从自主创新示范区方面看,上海、武汉东湖、深圳等地陆续研究和出台相关的条例。2015年1月,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出台,包括总则、管理体制、规划建设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人才支撑、开放合作、法治环境、附则等9章。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目前正在草案征求意见阶段,共包括总则、创新氛围、管理机制、开放合作、创新创业、金融服务、空间资源配置、附则等8章。上海张江正在抓紧编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从自贸试验区方面看,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区出台了条例。涉及范围包括管理体制、投资开放、贸易便利、金融服务、税收管理、综合监管、法治环境等。

纵观产业园区的法律条文,总体属于“基本法”,语言简洁凝练,一般包括发展目标、管理体制、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等基本事项,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与此同时,各个园区在“基本法”基础上,制定若干配套法律法规,形成相对完备的法律支撑体系。

来源:节选自《2016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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