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 加入收藏 | 设为首页
 
  媒体聚焦 
媒体报道
新闻动态
活动公告
 
媒体聚焦
光明网|“2016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在沪发布
软环境: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2016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论坛在上海召开
聚焦软环境 探讨新动能 《2016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发布
新闻谷|【高端对话】新常态下重构产业园区软环境
大公网|产业园区百强榜出炉 受经济影响分值低于往年
中新网|《2016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发布 百强榜单揭晓
第一财经|2016中国产业园区百强榜公布:中关村居首
新闻晨报|同济发布中国产业园区百强榜
行业动态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媒体聚焦 > 行业动态 
 
“走出去”园区的治理(上篇)
来源: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 浏览次数:49 日期:2017-3-21  加入收藏

“走出去”园区能否在东道国发挥集聚功能、提供平台服务等,与园区的治理方式具有紧密关系。本报告认为,从“走出去”园区的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看,其治理类型主要有企业治理型、混合治理型与多层治理型。然而,园区治理方式的施行面临来自主体差异性的诸多难点,需要在分析“走出去”园区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化解这些难点,以提出实现园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走出去”园区治理类型

从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两国共建产业园区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我国“走出去”园区的治理方式基本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企业治理型,即由企业自主建设和管理园区;二是混合治理型,即政府主要参与园区建设,企业主要负责园区运营;三是多层治理型,即双边政府理事机构、管委会和公司共同治理。

1.企业治理型——各方成立合资股份企业

园区作为一个独立经营管理的公司,不从属于政府机构,是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和权利的经济实体。公司一般由非政府控制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来领导,董事会一般可由政府、大学、企业以及当地有关人士所组成,负责有关园区发展的重大决策事宜,一般不干预园区内各机构的具体业务,园区日常管理和经营业务由公司经理层负责,但经理层必须执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方针。

2.混合治理型——政企混合共治

运营主体的企业化是指以开发公司为园区运营主体,在组织结构、人员配备和运营制度方面与园区管委会完全脱离,以标准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和治理结构来负责园区的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开发公司可采用社会招标、指定委托、合股方式来运作,主要承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咨询服务与物业管理、招商引资、劳务与仓储服务等功能,并代行某些政府职能。

政府服务的平台化是指园区管委会职能由原来对园区的直接管制转变为对园区发展的全方位服务,通过行使政府职能整合各类公共资源、搭建平台,为园区发展提供政策、技术、投融资、咨询、信息、人才以及媒体宣传等各方面服务,但并不干预开发公司的相应职能,从而创新园区管委会职能,充分调动双方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协调政策方针,提高人员素质,提升服务质量,优化园区治理结构。

3.多层治理型——理事会、管委会、公司联合治理

苏州工业园区与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区是目前施行多层治理模式的两则经典案例,具体内容见表2-2。

表2-2 多层治理模式案例介绍


资料来源:

苏州工业园区http://www.sipac.gov.cn/zjyq/yqgk/201501/t20150106_333971.htm

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项目http://china.mfa.gov.by/zh/industrial_park/

“走出去”园区多层治理难点

由我国“走出去”园区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走出去”园区的成立背景、合作主体、发展阶段、驱动利益各不相同,园区治理存在不少难点,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内在驱动力的博弈

多层治理中的各方行为主体具有利益追求的趋同性,这使得产业园区“走出去”的过程更为容易,并有利于实现各方共赢,而行为主体内在驱动力的差异性,则影响“走出去园区”治理机制的运行。尤其是当“走出去”园区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时,东道国合作方往往将共建园区视为具有长期增值潜力的资产,并将凭借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掌控谈判话语权和园区管理权,不合理地扩大园区规模,却又很可能不积极引入产业项目,使得共建园区产业聚集度不高、发展迟缓,势必造成后续园区管理方面的 “和而不同”,对园区治理产生负面效应。

2.政府负面的行政干预

“走出去”园区多层治理方式的实现必然受制于两国政府的行政干预,当政府以行政命令指定双方合作对象时,易导致“拉郎配”现象的出现;行政干预往往会引起园区管理机制错位,表现为合作双方的“机会主义”。合作国可能会将园区共建视为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重视短期效应等问题;而东道国则易形成依赖心理,导致工作主动性差、沟通协调缺乏等问题。从国内共建园区的经验来看,合作双方应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协商议定合作方式、管委会组建方式、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招商等各方面事宜,明确责任义务,以有效避免相互推诿、管理疏漏等现象的发生。

3.两国实力与地位的悬殊

本国与东道国双方实力与地位的较大差异对走出去园区的组织结构、治理方式等方面会产生直接影响。若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投资环境、科技水平等方面优势较强,则其在合作谈判中将居于主导地位。Roger C.K. Chan (2012)认为,在中国,政治附加值与城市竞争力附加值决定了城市间的合作关系及其发展战略的形成。合作双方实力与地位的差异,使实力较强一国具有园区主导权;但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园区建址在东道国,而管理权往往在地位较高的一国,易导致东道国缺乏话语权与决策权。跨国行政层级的管辖权以及异地行政权利的行使,在实际操作层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有待法律和政策层面的协调。

4.各方利益的分配

“走出去”园区的运营成果由合作双方分享是园区在东道国成功发展的前提,利益分享机制是各利益主体围绕产业园区经营管理所得收益直接分成的一种机制,也是“走出去”园区治理的重要内容。“走出去”园区治理模式的差异,决定了利益分成模式的多元化。对“走出去”园区而言,由于存在诸如技术、管理、环境、信息平台等难以用指标量化的非经济利益,使得利益与成本难以界定,利益分享缺乏客观标准,两国政府间签订的利益分享协议会因此产生影响。因此,未来中国“走出去”园区的治理需要探索研究税收分成和跨国合作政府绩效考核办法,明确引进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约定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来源:《2015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



 
返回上一页 || 打印文章 || 【【关闭窗口】
 
 
 
Copyright © 1994-2014 tj-di.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 版权所有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箱:tongji_di@163.com 邮编:200092